應詔集

二虜為中國患，至深遠也。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，欲有所逞於西北者，久矣。聞之兵法曰：「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。」嚮者，臣愚以為西北難有可勝之形，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，故嘗竊以為可特設一官，使獨任其責，而執政之臣，得以專治內事。茍天下之弊，莫不盡去，紀綱修明，食足而兵強，百姓樂業，知愛其君，卓然有不可勝之備。如此，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。

夫天下將興，其積必有源。天下將亡，其發必有門。聖人者，唯知其門而塞之。古之亡天下者四，而天子無道不與焉。蓋有以諸侯強逼而至於亡者，周、唐是也。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，秦是也。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，漢、魏是也。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，二晉是也。司馬氏、石氏。使此亡代之君，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，則至於今可以不廢。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，或備之而不得其門，故禍發而不救。夫天子之勢，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，故其亡也，必有大隙焉，而日潰之。其窺之甚難，其取之甚密，曠日持久，然後可得而聞，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。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，而塞其所由亡之門。

蓋臣以為當今之患，外之可畏者，西戎、北狄，而內之可畏者，天子之民也。西戎、北狄，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，而其動也，有以召內之禍。內之民實執其存亡之權，而不能獨起，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。先之以戎狄，而繼之以吾民，臣之所謂可畏者，有此而已。

昔者敵國之患，起於多求而不供。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，以有倦待無厭，而能久安於無事，天下未嘗有也。故夫二虜之患，特有遠近耳，而要以必至於戰。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，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。且夫兵不素定，而出於一時，當其危疑擾攘之間，而吾不能自必，則權在敵國。權在敵國，則吾欲戰不能，欲休不可。進不能戰，而退不能休，則其計將出於求和。求和而自我，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。軍旅之後，而繼之以重媾，則國用不足。國用不足，則加賦於民。加賦而不已，則凡暴取豪奪之法，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。天下一動，變生無方，國之大憂，將必在此。

蓋嘗聞之，用兵有權，權之所在，其國乃勝。是故國無小大，兵無強弱，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，權在焉耳。千鈞之牛，制於三尺之童，弭耳而下之，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，此其故何也？權在人也。我欲則戰，不欲則守。戰則天下莫能支，守則天下莫能窺。昔者秦嘗用此矣。開關出兵以攻諸侯，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。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，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，若不得已而後應。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。如此，則權固在秦矣。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，秦惟能自必，而諸侯不能。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。諸侯之利，固在從也。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，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。秦則不然。橫人之欲為橫，從人之欲為從，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。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，則權之在秦，不亦宜乎。

嚮者寶元、慶曆之間，河西之役，可以見矣。其始也，不得已而後戰。其終也，逆探其意而與之和，又從而厚饋之，惟恐其一日復戰也。如此，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。賊非能常戰也，特持其欲戰之形，以乘吾欲和之勢，屢用而屢得志，是以中國之大，而權不在焉。欲天下之安，則莫若使權在中國。欲權之在中國，則莫若先發而後罷。示之以不憚，形之以好戰，而後天下之權，有所歸矣。

今夫庸人之論，則曰勿為禍始。古之英雄之君，豈其樂禍而好殺。唐太宗既平天下，而又歲歲出師，以從事於夷狄，蓋晚而不倦，暴露於千里之外，親擊高麗者再焉。凡此者，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。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，以為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。夫為國者，使人備已，則權在我，而使已備人，則權在人。當太宗之時，四夷狼顧以備中國，故中國之權重。茍不先之，則彼或以執其權矣，而我又鰓鰓焉惡戰而樂罷，使敵國知吾之所忌，而以是取必於吾。如此，則雖有天下，吾安得而為之。唐之衰也，惟其厭兵而畏戰，一有敗衄，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，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。及至憲宗，奮而不顧，雖小挫而不為之沮。當此之時，天下之權，在於朝廷。伐之則足以為威，舍之則足以為恩。臣故曰先發而後罷，則權在我矣。